法德和解深刻影響二戰后的歐洲

 

        法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二戰后，這兩個充滿歷史恩怨的歐洲大國擯棄前嫌，結成聯盟。70年來的歷史證明，法德結盟有效制止了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確保了歐洲持續和平與穩定，不斷推動了歐洲一體化建設的進程。法德結盟對二戰后的歐洲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和平解決薩爾問題

        二戰結束后，為了防止納粹德國死灰復燃，法國政府最初的設想是肢解德國。這是二戰時期美、蘇、英三大同盟國的主張，即德國以及柏林劃分為四個區，分別由美、蘇、英、法四國占領。為了滿足法國的要求，美國同意薩爾地區脫離德國實現自治，經濟上歸并法國。此后，薩爾問題成為法德之間爭議的焦點。

        薩爾地區位于德國西南部邊境,緊鄰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歐洲第二大原煤出口地。薩爾地區于1947年在政治上脫離德國，同法國結成貨幣關稅同盟，法國不僅掌握了薩爾的經濟命脈和煤礦資源，而且控制了防務和外交大權。

        然而，聯邦德國隨著自身政治獨立性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收回薩爾主權的要求日益強烈。二戰結束后一段時間內，薩爾成為法德關系發展的主要障礙。為此，當時的法國政府面臨兩種選擇：要么選擇對抗，法德積怨繼續加深，兩國陷入領土爭奪和戰爭威脅之中；要么選擇和解，結束領土爭端，化解積怨，通過合作實現持久和平。法國從現實的力量對比變化以及自身和歐洲的長遠利益出發，最終做出了同德國和解的選擇。于是，雙方在薩爾問題的反復談判中相互做出妥協，1956年6月法德達成協議，薩爾政治上重新回歸德國，并實行經濟歸并。德國則承諾提供法國經濟發展所需的煤炭供應，并保證疏通法德邊境的摩澤爾運河，以便法國洛林工業得以向德國西南部地區擴張。

“兩全其美”的《舒曼計劃》

      長期爭論不休的薩爾問題能夠最終解決，也得益于法德煤鋼聯盟的構想。當時，法國經濟學家讓?莫內提出了法德兩國聯合經營煤礦業和鋼鐵業，取消這兩大領域的關稅和運輸障礙的設想。這個設想既具有經濟意義，也具有政治意義。從經濟角度看，法德加強在煤炭和鋼鐵領域的合作將確保兩國經濟利益；從政治角度看，則是通過聯合經營來遏制和監控德國這兩大軍火工業基本資源生產的發展。

      建立法德煤鋼聯營的構想得到了時任法國政府外長舒曼的支持。1950年5月9日,舒曼發表聲明正式宣布，倡議把法德全部煤鋼生產置于一個超國家的高級權力機構管理之下，建立煤鋼共同市場。舒曼還提出，這一計劃將向其他歐洲國家開放。這就是史稱的《舒曼計劃》。

      法德煤鋼聯盟計劃提出后很快得到其他一些西歐國家的積極響應，1951年4月，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等西歐6國正式簽訂了“煤鋼聯營集團”條約，規定建立6國煤鋼共同市場，取消內部關稅，對煤鋼生產和價格進行共同干預和協調。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6國進一步認識到，推進西歐聯合必須從經濟一體化入手，不僅在個別部門（如煤炭、鋼鐵）聯合，而且應當擴大到整個國民經濟。本著這一精神，6國外長1956年6月決定就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展開談判。1957年3月“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在羅馬正式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立。從此，歐洲走上了經濟一體化的道路。

      國際評論對《舒曼計劃》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法國在對德政策的重要轉變。法國是在美國竭力扶植、復興德國的背景下，迎合美國要求的同時，防止德國東山再起而設計的一個“兩全方案”。《舒曼計劃》的獨創之處還在于，歐洲煤鋼聯盟的實質是各成員國對煤、鋼兩大工業部門主權的轉移，這觸動了傳統的和根深蒂固的國家主權觀念。這開創了自民族國家誕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先例。

法德結盟正式啟動

      在肢解德國的計劃落空之后，法國政府轉向尋求同德國實現和解。1958年9月14日，戴高樂同德國總理阿登納舉行了第一次會晤，標志著法德這兩個世仇宿敵的歷史性和解。1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條約在巴黎總統府愛麗舍宮隆重簽字，史稱《愛麗舍宮條約》。這項文件標志著法德兩國互相廝殺和敵對的歷史已經結束，法德結盟關系正式啟動。

      《愛麗舍宮條約》規定，“兩國政府在就所有重大的外交政策問題，首先是共同關心的問題，采取任何決定前將進行磋商，以便盡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場”，“兩國有關當局將力求在戰略和戰術方面使雙方的理論相互接近，以便取得共同認識”。這表明，法德兩國關系遠遠超過了國家間雙邊友好關系，而是一種涉及全面戰略合作的結盟關系。

      法德結盟對法國來說十分必要。德國是不斷壯大的“經濟巨人”，因而對法國構成潛在的威脅；同時由于歷史原因，德國又是個“政治矮子”，需要在國際上尋求“靠山”。為了避免德國完全倒向美國，法國通過政治結盟對德國施加影響、納入自己的歐洲政策之中。顯然，這是最好的選擇。

德國的反省

      法德結盟也是二戰后的德國進行深刻的歷史反省后所做的戰略選擇。二戰后德國歷任總統和總理都在不同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對納粹的侵略和屠殺行徑進行反思和道歉。首任總理阿登納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法國“真誠道歉”。德國歷屆領導人都公開承認希特勒發動了侵略戰爭和殺害了600萬猶太人的罪行。德國戰后的這種態度獲得了包括法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政治信任。這也是法德和解和結盟的政治前提。

      德國歷屆領導人不僅勇于反思歷史，而且采取實際行動防止歷史重演。戴高樂在法德結盟問題上向德方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接受歐洲現存邊界的既成事實，二、永遠不擁有核武器，三、對于德國統一問題“采取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忍耐態度”。對此，阿登納明確作出承諾，遵守戰后邊界，放棄擁有核武器的權利，同時還把德國50萬人的軍隊納入北約指揮之下，嚴格奉行防御性政策和接受北約軍隊在德國境內駐扎。

      在對法關系問題上，德方采取了明智和理性的態度。德國意識到，歐洲是德國真正的出路，而沒有同法國的密切合作，則難以參與到歐洲建設之中，法國的政治作用不容否定。法德兩國在共同推動歐洲前進的進程中，德國往往表現的十分低調，而法國則總是高調行事、大出風頭。德國前總理科爾曾在私下表示，在歐洲問題上，德國經常把“在先權”讓給法國，即使是德國原創的主意，也需要由法國出面提出，才能把事情辦成。

      對德國來說，法德結盟是德國擺脫二戰陰影、重返國際社會的最好選擇；是融入歐洲、謀求經濟發展的最好選擇；也是在歐美之間搞平衡、維護本國利益的最好選擇。